据说《三国》《水浒》是“坏书” ——刘再复《双典批判》质疑一二三 作者：滕云 “文化批判”质疑 　　有两位老朋友知道笔者近年沉潜《三国志》等史籍，思考《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心史问题，来电话 聊天，问我读没读过刘再复近著《双典批判》。笔者孤陋寡闻，过了相当时日，才找来刘著开读，是北京 三联书店2010年7月版的电子书。本为广闻见，不料疑窦随阅读而生。姑记之，就正于论者及同好。 　　《双典批判》批的判的是两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论者声言他作的不是文 学批评，而是“文化批判”。谓：文学批评“重心是审美判断（美）”；文化批判“重心是伦理判断 （善）”。他说从文学批评角度，“应承认它们是非常杰出、非常精彩的文学作品”，但从文化批判角 度，双典的“文化意识”“精神内涵”“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人性原则等价值要素”，却有“严重 问题”，“精神毒素”极大，“质疑其价值取向的严重问题，便成了当代文化人的重要使命”。 　　这些言说令笔者生疑：（1）文学批评只管审美丑，不管审善恶；难道善恶不关美丑？（2）文学批评 只管艺术形式，不管“精神内涵”？文化批判是可以和文学批评切割甚至悖逆的吗？（3）作为自然界的 生物，譬如罂粟花、老虎，美毒、美恶有机一体；双典作为精神创造物，有“巨大的艺术性”，有“严重 的精神毒素”，是二元组合体吗？二元的关系是一元（精神毒素）被另一元（艺术性）“蕴藏”，一个 （艺术性）挟带另一个（精神毒素）的关系吗？论者斥其毒而葆其艺，所说能自圆否？于学理圆融否？ （4）双典“价值取向”既伪又恶且毒，其艺术魅力却使之穿越时空传播久远，这种单凭艺术性解析作品 生命力和双典历世传流因由的论说，学术含量如何？（5）论者还倡言双典读者愚盲说，愚者为美毒不 分，盲者为“按其习惯性思维代代相传”，“默默接受”，“在无意识中已完全接受经典中的价值取向和 精神毒素”。呆、愚不可名状之余，可以名状的是论者对愚众阅读中饮鸩吞毒形景的“传神写照”：他 们“在欣赏的快乐中已遗忘叩问与质疑”。这就是论者对一个“吸毒”群体、“瘾君子”国族应物象形之 写。双典的传播史、接受史，就这样被论者“伪形”为双典流毒史、读者吸毒史。论者对双典及双典读者 如此发难，于历史实践、现实实践是相符的吗？于接受美学学理是相符的吗？（6）自称肩负“重要使 命”，对双典作“文化批判”，肃双典毒，祛双典魅，为灵魂迷失的双典读者启发愚蒙的这位“当代文化 人”，对其个人著述自命自任自是自矜，那是他的事。至于双典是否从兹终结了读者时代，愚众是否就跌 着撞着随论者踏倒双典那两扇“地狱之门”，抢着挤着随论者奔彼方“天堂”去也，那就让人们拭目以待 吧。 　　“中国的地狱之门”是《双典批判》导言的大标题。犹似判官升堂，扫一眼案上摆放的《三国演义》 《水浒传》，惊堂木一拍，先断喝一声。接着判词迭连而出：“五百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最大最广泛 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两部经典。”“一部是暴力崇拜；一部是权术崇拜。两部都是造成心灵灾难的坏 书。”“这两部小说，正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水浒传》是中国的一扇地狱之门……《三国演义》 是更深刻、更险恶的地狱之门。”断喝声声，端的是好呀么好家伙。 　　“地狱之门”是论者援引的西方艺文一典故。论者的阐释是"水浒中人"与"三国中人"处于地狱般的生 存状态之中，其价值观念如同地狱一般沉重与黑暗”！“可怕的是，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在影响和破 坏中国的人心，并化作潜意识继续塑造着中国的民族性格，现在到处是"三国中人"和"水浒中人"！ 　　老实说，这些言说的现实所指令笔者反感，但现在笔者仅从学术理性略述几点质疑：（1）《水浒》 是否宣扬了暴力崇拜？（2）《三国》是否宣扬了权术崇拜？（3）双典读者都是暴、权崇拜的习染者、传 播者、践行者吗？（4）双典真该担待“五百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的罪名吗？中世、近世、现 代、当代，世道祸福如何，人心危安怎样，史鉴昭彰，事实俱在，问责于一部《水浒》一部《三国》，这 是什么话？这就是“文化批判”的史识史观吗？（5）论者说事行文，喜好绝对化的全称判断，概念打滑 即概念“自由行”是其思维惯性。他能从所谓的《水浒》暴力崇拜、《三国》权术崇拜，自由滑到“中国 的人心”，再自由滑到“中国的民族性格”，眼也不眨，笔下的虚连线就变成了实等号。就逻辑言， 这“论辩的魂灵”地道吗正当吗磊落吗？就事实言，真实吗客观吗公正吗？（6）中国“现在到处是"三国 中人""水浒中人"，意谓：中国普天之下莫非膜拜权术之辈，率土之滨皆为依恃暴力之徒。论者不分男女 不论老少排头砍去靡有孑遗。这就是论者“文化批判”水平？（7）论者横扫面广面全犹不满足，还要刨 深兜底，这就是其所谓暴、权崇拜“已进入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中国国民性的一部分”。这 就是要剜心。对中国人连砍带剜。论者刀笔劲厉如此，是“文化批判”吗？拿“文化批判”说事，够使 吗？ “暴权崇拜”质疑 　　论者所举的《水浒》“暴力崇拜”的事证，有一个特点：对统治者残民罪行，从轻发落或忽略不计； 批判目标专注于造反者并放大其“滥杀”行为。论者刀笔恰与《水浒》笔锋反向。《水浒》写朝廷无道， 官逼民反；写造反怒涛冲决城池，复仇愤火烧毁衙署。论者则声讨造反者“屠城”“灭门”，以此挞伐造 反有理。倒好像贪官污吏是苦主，倒好像造反者“黑暗”“反人性”。 　　事实上，《水浒》不但不崇尚而且反对滥杀无辜。第40回梁山好汉们江州劫法场，李逵乱砍乱杀时， 晁盖大叫：“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在场的其他好汉，也只是“看着土兵便杀”，“杀倒土兵狱 卒”。第41回写梁山好汉打无为军杀仇人黄文炳，宋江号令“只为黄文炳那贼一个，却与无为军百姓无 干。他兄（引者按：指黄文炳之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不可分毫侵害百姓”。第43回李逵杀了 地方恶霸后，“性起来，把猎户排头儿一味价搠将去”；这时在场的梁山泊另一头领朱贵“喝道："不干 看的人事，休只管伤人！"李逵方住了手”。第61回，阮氏三雄唱山歌：“虽然我是泼皮身，杀贼原来不 杀人。”即便对李逵，小说也写了他有事母至孝，并不胡乱杀人的另一面：当听李鬼谎说他扮李逵翦径是 为赡养老娘时，李逵停下要砍杀李鬼的斧子，“自肚里寻思道：我特地归家来取娘，却倒杀了一个养娘的 人，天地也不容我。罢罢，我饶你这厮性命”。这些足可显示，《水浒》写暴力、造反，写杀人，却并非 崇拜暴力崇尚杀人。 　　但论者铁定心把《水浒》写暴力等同为、强调为崇拜暴力。《水浒》第30、31回，写武松诛除滥官污 吏地方恶霸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此之前详细铺叙二张一蒋几番设局要害死武松，可论者只轻轻说了 句“设圈套捉拿武松”，而把武松杀仇说成“一场血腥的屠杀”；极致夸张甚至改篡原文，把武松夜袭鸳 鸯楼杀张张蒋，不得不先杀楼下马夫、丫环改称为“小马夫”“小丫环”；把武松所杀宅中妇女改称 为“张都监女儿、儿媳、养媳”，使之幼龄化、亲属化，以加大加重武松的残忍，并把张张蒋及家眷变为 受害者，把武松变为加害者。 　　武松怀着为民除了害，为友灭了敌，为己报了仇的释然，离开张都监宅院时自言自语：“我方才心满 意足。”对此论者解读为“武松沉浸于杀人的快乐与兴奋”，并发挥说：“武松杀人杀得痛快，施耐庵写 杀人写得痛快，金圣叹观赏杀人更加痛快，《水浒》的一代又一代读者也感到痛快”；“后代读者面对惨 不忍睹的血腥，却一个个一睹为快，一睹再睹，看热闹，看好戏，看血的游戏。个个欣赏站立在血泊中的 高大英雄，代代赞美站立在血泊中的英雄”。论者竟然向“一个个”“一代代”读者质问：“这种英雄崇 拜”“是正常的，还是变态的？是属于人的，还是属于兽的？”论者还任性推衍道：“一种"嗜杀"的变态 文化心理，已经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不得不说，论者实在太矫情，也太信口雌黄了。他把武松公仇私恨已报的释怀，偷换为“杀人的快乐 与兴奋”；把武松的杀仇偷换为“杀人”，偷换为“血腥的屠杀”，偷换为“杀人杀得痛快”；把读者的 读《水浒》偷换为“看血的游戏”，言下自然是指《水浒》写的是“血的游戏”；又把读者的“看热 闹”“看好戏”，偷换为“嗜杀”；又把“一个个”读者，偷换为“一代代”读者；又把他歪曲的读者文 学阅读行为心理，偷换为社会行为心理；更把读者有限的文学阅读心理，偷换为无限的“民族集体无意 识”，而且是“变态的”“嗜杀的”“属兽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在叙事行文捣鬼小伎俩后面挟带意识形 态机心，这是正当的“学术”、正常的“学人”能做的吗？ 　　同样的“文化批判”逻辑，他也用到批《三国》。《三国演义》本来有极其丰沛深厚的历史、文化、 人文、审美内涵，论者弃之弗顾，只盯着汉末群雄逐鹿、三国纷争中的权谋演释做文章。他把《三国》界 定为“一部心术、心计、权术、权谋、阴谋的大全”。并列五个词项，以壮批判声威，其实只是同义反 复。他的批《三国》，就是以虚胖的权术体量，去遮蔽《三国》筋骨发达血脉充盈的历史、人文生命机 体。他无限膨化权谋概念，把权谋与权术、诡术、骗术、伪装术……画上全等号，又与黑心、黑暗、厚黑 画上全等号。他说《三国》“全书所呈现的政治、军事、外交、人际等领域，全都凸显一个"诡"字，所有 权术全是诡术”。说“《三国》诡到人性的最深处”，“到处是诡人诡士，诡舌诡言……在日常生活中则 充满诡情、诡态、诡行”。对《水浒》、对《三国》，论者“文化批判”的逻辑一仍其贯，你《水浒》写 暴力，你就是暴力崇拜；你写杀戮，你就是嗜杀；你读者喜欢《水浒》，就是拜暴、嗜杀；你中国人一代 代读《水浒》，嗜暴好杀就是你的国民性。逻辑照推：你《三国》写权谋，你就是崇拜权术；你读者喜欢 读《三国》，就是醉心权术，倾心机诈；你一代代读者喜欢读《三国》，说明“心机权术已成为华夏民族 的一种集体性格”。这样的“批判”逻辑，除了歪曲事实之外，连形式逻辑的同一律都明目张胆抛弃一 边。 　　鲁迅《南腔北调集》里有一篇杂文《捣鬼心传》，说有些人颇有些鬼鬼祟祟的脾气，能捣鬼。其捣鬼 术的精义，是必须含蓄、浑沦；忌发挥，忌明白说出，不能使所捣的鬼太分明。《双典批判》批《水浒》 暴力崇拜、《三国》权术崇拜，在事实判读的浑沦化和伦理判断的浑沦化上，深得捣鬼正脉。浑沦就是囫 囵，混淆事物、事理、概念质的规定性的界限，以便论者按主观需要颠倒是非。论者引用双典的事例，除 了有意改篡、曲解原文原意外，就是用浑沦化障人眼目，只讲《水浒》写暴力写杀人，不分谁施暴谁抗 暴，不分正义杀人非义杀人，一概浑言暴力、杀人；只讲《三国》写权术，不分谋略、计策、智慧、机变 与权术、阴谋、诡诈、伪骗之别，一概浑言权术。在伦理判断上，不分作恶与惩恶、加害者与造反者，浑 言“暴力”把造反者诬为加害者加以否定；不分权谋的是非善恶，浑言“权术”加以排斥。浑沦化对人的 效用是障眼，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对己的作用是便于论者偷换概念，偷换论题。也许是为壮己声威，也 许是为掩人眼目，《双典批判》常常征引鲁迅言论；论者不敢改篡鲁迅原文句，但他敢改篡鲁迅原文义， 在浑沦化、似是而非中捣鬼，贴大牌挟带、推销自己的私货。例如他说“鲁迅批判李逵那种"排头砍去"的 以杀人为大快乐的造反”，这话后半句就是论者走私的私货。鲁迅在《流氓的变迁》《集外集序言》等文 章中，的确表述过对李逵排头砍人的粗蛮个性的反感和憎恶，但根本没有指斥李逵以杀人为乐，更没有由 李逵个性的蛮劣而株连中国国民性。论者又说：“一种"嗜杀"的变态文化心理已经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 识，鲁迅一再批评中国人喜欢看同胞们杀头，骨子里是血腥式的自私与冷漠。”这话一头一尾都是论者夹 塞进来的私货。在《呐喊·自序》《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铲共大观》等文章和小说《药》《阿Q正传》 《示众》中，鲁迅表达的就是对国人愚弱、麻木的痛心疾首，表露的就是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注意的用 心，根本没有引申出什么“民族集体无意识”来，更没有也不可能像论者伪造的那样，给国人扣上“骨子 里是血腥式的自私与冷漠”甚至“嗜杀的变态文化心理”的黑帽子。论者为了营销其《水浒》《三国》使 中国的人心陷入暴、权崇拜的核心理念，也把鲁迅强绑过来，说“第一个发现双典与中国国民性相通的是 鲁迅。他在1935年就说："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与 水浒气的缘故"。引文确是鲁迅的话，但论者由此说鲁迅“发现双典与中国国民性相通”，则是其一厢情 愿。笔者复验《叶紫作〈丰收〉序》，结合鲁迅作此文的时代背景和叶紫小说的内容，不难看出，鲁迅指 的是20世纪30年代外敌入侵、军阀内乱、国危民艰的社会现实、社会情绪，与《三国》反映的社会离乱情 势、《水浒》反映的官逼民反情形，遥相照映；所谓“三国气”“水浒气”，就是现实社会病象与历史社 会病象交叠的时代气象，与国民性毫不相干。论者曲解、挟持鲁迅以遂其私，其文心文格、其“文化批 判”质地是高是下，无须更多置评。论者强拉鲁迅为他站台，借批《三国》批《水浒》，剑指中国国民 性、中国社会现实。在过程中他刻意浑沦化了，但浑沦只是手段，他必须发挥批双典的延伸效应，这才是 他的真正目的。仅仅就双典批双典，其“文化批判”的终极目的岂不落空？可发挥了，人们明白其意图， 蒙骗效果就有限了。论者注定摆脱不开两难境地，这不是他无能，是他无奈，毕竟他手持的就是双刃剑。 “侈大之言”质疑 　　除悠谬的话外，《双典批判》的表述风格，是爱把话讲到极端、极致、满当当，高、大、全。譬如， 他假批双典平台唱更大的戏，对中国文化史作大批判：他敢讲“中国汤尧禹舜时代的上古原形文化，没有 权术，只有真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战国策》等兵家、法家、道 家、纵横家等著作出现，中国文化才发生巨大的伪形”。请看这位论者的气魄，连古帝世条都不理顺，连 古帝禅让之间、世袭之际，以及部族战争中无量的杀伐血腥都不闻不见，就敢断言“上古原形文化，没有 权术，只有真诚”；他拾取洋人“伪形”说唾余，搭建其原形伪形文化组合论（论者早年撰有“性格组合 论”）的中国文化史观，高企云端，动辄指点此为“原形文化”彼为“伪形文化”，说“原形文化是指一 个民族的原质原汁文化，即其民族的本真本然文化；伪形文化则是指丧失本真本然的已经变形变性变质的 文化”。且不说“民族的本真本然文化”是个绝对化、既玄又虚、拒绝发展观的概念，只说论者大嘴一 张，出口气就喷黑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太半，打入变形变性变质的“伪形中国文化”黑名单，这是口含天宪 呢还是滑稽？ 　　又譬如，论者欲为“五四”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易帜，说“如果"五四"运动不是把孔夫子作为 主要打击对象，而是把《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作为主要批判对象就好了”。妙哉，他就这样为自己发 动“双典批判”背书。一个“学人”自矜自倡如斯，自娱自乐如斯，也实在是难见的文摊一景。 　　再譬如，论者对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四大名著，重新评价，两部升天，两部入泥。说《红楼梦》《西 游记》“属原形文化”，给中国人启“天堂之门”；《三国演义》《水浒传》“属于伪形文化”，陷中国 人于“地狱之门”。他毁谤《三》《水》，我们上面见识不少了，现在来介绍一点他对《红》《西》的绝 赞。这一毁一赞，是对应颇工的。一方面，他诋毁“三国中人布满心机权术”，“争夺你死我活”；一方 面，他绝赞“大观园中人不知何为心机”，“诗意栖居”——却有意屏蔽原典对贾府中人一个个乌眼鸡似 的勾心斗角的描写，抹杀原典对金钏、晴雯含冤惨死的地狱光景的揭露。一方面，论者谤斥《水浒》暴力 崇拜，一方面绝赞《西游》中“唐僧、孙悟空师徒搭配”是“童心和慈悲心融合为一”的“天才结 构”“伟大隐喻”，绝赞“紧箍咒这个圣物”暗示“造反必须具有行为准则和道德边界”——却闭口不提 慈悲佛祖的一手遮天，阴谋镇压孙悟空五百年，虽生犹死；唐僧念动慈悲菩萨偷偷配置的“圣物”紧箍 咒，孙悟空一次次痛得死去活来。论者绝口不提这是“佛心”“慈悲心”的“原形”呢还是“伪形”；这 是中国“本真本然”的本土文化呢还是东渡的西方“救世主”文化。这般假话连篇伪言累牍的绝诋与绝 赞，你说它是“原形批判”呢还是“伪形批判”？ 　　论者诋“三国中人”只有心机没有心灵，“水浒中人”只把女性当物，都是对人的物化；转过头来， 他绝赞《红楼》使尤物成圣，使木石变人。这是他说的：“贾宝玉本为石头，林黛玉本是绛珠仙草，《石 头记》乃是石头草木（自然物）化为人并不断向心灵深处走进和不断向"空"提升的感悟过程。”读者诸 君，论者莫不是把小说当巫书了吧？只要是正常人读《红》，没有不懂木石前盟是作者采取的神话式、寓 言式虚写手法、小说家言，只有巫觋或魔术师才会向人宣称他在《石头记》中，觑见了现实版木石大变活 人的戏码。论者还好意思就此煞有介事地向人训示“《红楼梦》是物的人化”！木石变人故事宣讲罢，他 又编排“乱伦的婚外恋者”秦可卿“圣化”的故事。据论者说，《红》把秦氏“写成最可爱的人”，“不 仅才貌双全，而且是一个未被发现的哲学家与管理家”，“简直是个天才”。说作者“献给”秦氏“最美 的笔墨，描画出最美的形象”，“还把她送入天堂”。说《红》把秦氏放在“无善无恶，无是无非，但都 很美”的“审美境界”中呈现，使秦氏上达“高于道德境界的天地境界和宇宙境界”。读者切莫以为论者 脑子少根弦，读不懂《红》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叙事艺术，读不懂《红》写秦氏的用笔既实既虚、既真既 假、既直既曲、既美既刺，读不懂秦氏的来历与归结不是什么天堂而是太虚幻境。不，论者脑子不是少根 弦而是多根别有所图的弦，使他抛开真正的《红楼梦》的人性笔墨——连“仙姝”林黛玉，也只写她的青 春诗心、人间情怀，不隐讳她的“小性儿”，没有仙化她圣化她；至于对秦氏，《红楼》用的就是曲笔隐 笔，曹雪芹根本不可能有把秦氏单挑出来造神造圣之念。把秦氏谀为天人、天地美人、宇宙美人，只是论 者制式大话，是他“批判”思维之弦弹奏的梦幻曲，与《红》无干。 　　有意思的是，“双典批判”舞台上，满台唱彻批判调，独独为一个男角一个女角唱颂歌，男角是宋 江，女角是秦可卿。论者大批特批《水浒》写暴力造反，而大捧特捧宋江的妥协投降，说“宋江开辟的招 安大思路”“是破天荒的、了不起的大思路”，是“放弃一切暴力手段”的“和平哲学”“妥协共存的哲 学”，是“革命侠客精神”，是“新的历史精神”，“今天，这恰恰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符合人性的基本 方式”；他干脆把宋江封为“圣贤”。《双典批判》为宋江专设一章，标题曰“《水浒传》中的地狱之 光”。为了树宋江，惯于拉鲁迅作大旗的论者公开砍旗：鲁迅指宋江为“流氓”“奴才”（《流氓的变 迁》）；论者对着叫板，夸宋江是“侠客”“圣贤”。论者吹捧宋江的词语如天花乱坠，却又清一色属于 政治、政治性、政治路线、政治立场一类，这很特别，很有意味。他称宋江为“黑暗王国的光明个案”， 无独有偶，他称秦可卿为立于“天地境界”的宇宙美女。论者特意使污点证人秦可卿超凡入圣，为他指认 的《三》《水》女性物化作反证。此女就是论者“批判”思维的“人性证明”和“审美”符号，彼男则是 论者“批判”思维的政治标杆。一男一女被纳入论者“批判”法眼，是论者“批判”之梦心仪的梦中人。 　　与《红楼》《西游》一起被论者归入“原形文化”系统的有一部古籍《山海经》，他绝赞《山》 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形象性原形原典”。对论者的这一断言，人们也是要考核一下的。笔者重新研索《山 海经》，查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的相关章节，参考多种古文化、古神话学者的著 述，得知学界公认，《山海经》是收录中国古代神话材料最多的一部古书，但第一，所录神话材料无系 统、零星、断片；第二，此书经秦汉人增益。因此，论者所谓“整个中华文化原形原典”云云，纯属无根 游谈。另外，论者指称的“山海经英雄”，也颇为狗血，头名英雄女娲，她补天、造人的传说，《山海 经》均不涉及，只是在后世撰述的文明神话里才出现。论者给原始先民原始思维余绪中遗存的精卫、夸 父、刑天等人禽同体、半神半人的神话“人”物，加上许多极致社会化、文明化、精神化、道德化、圣贤 化的绝赞，或“文青”式煽情，或唯美式讴歌，也许可炫惑某些年轻读者眼球，却只能博识者一粲。诚如 鲁迅所言，后世人们“叙说”古神话的文章，“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设想较高，而初民之本 色不可见”（《中国小说史略》）。《双典批判》对《山》的绝赞，不但“失其本来”，而且无中生有； 不但“设想较高”，而且无限拔高；不但“有所粉饰”，而且改容换魂。论者把对文明时代的人杰高大上 歌赞的咏叹调，用来给蒙昧时代的原始神祇唱赞诗，徒显既假大空又荒唐荒诞。不过笔者明白，论者如此 拜神，实有弦外旨，他是借吹嘘“山海经英雄”“不知功利、不知计算、只知造福人类”，是具“赤子情 怀”的“建设性英雄”，来反衬、批判《三国》《水浒》中那些他所谓只知拜权崇暴的“破坏性英雄”。 论者的“学术”机心人们是看得出的，论者为圆其“文化批判”梦，可以让学术背书。 　　汉人作《书经》的纬书，说“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本来是胡编 乱造欺世惑人，却煞有介事言之凿凿。鲁迅直截了当一语评之：“汉人侈大之言，不可信”（《汉文学史 纲要》）。看来不但汉代热衷做纬书的伪儒好侈大之言，当今时代的“文化精英”也有这般嗜好。对于现 代好侈大之言者，醉心于高大上、假大空之言者，我们还可以奉上鲁迅的另一句话“豪语的折扣其实也就 是文学上的折扣，凡作者的自述，往往须打一个扣头”，有的“应该折成零”（《准风月谈·豪语的折 扣》）。对《双典批判》中层出不穷的豪语，人们肯定要打折，甚至折到零以下。 　　把《水浒传》《三国演义》看作“坏书”，不算《双典批判》的发明。检点一下王利器辑《元明清三 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前案甚多。《双典批判》向《三国》《水浒》控罪的调门，与历代部分皇帝、文 人并无二致，区别是：皇帝们以专制权力施禁，《双典批判》论者则发动“文化批判”以图掘根；皇帝们 文士们“老土”了点，只会骂《水》《三》是“贼书”“恶书”，论者却不但会说双典是“坏书”，还会 洋气地西化地说双典是“地狱之门”。 　　由他和他们禁去批去吧，《三国》《水浒》长留天地间。时人嗤点流传赋，不废江河千载流。 （2016年8月8日《天津日报》）